「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这句话来自今年最值得看的一部电影，仍在上映中的《姥姥的外孙》，豆瓣评分高达9分。
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英文名——The Chinese Family（华人家庭）。
一部讲述中式家庭的电影，在国内外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很多人说，有温情，也有五味杂陈：「仿佛把我家搬上了大荧幕，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照了镜子。」
电影多维度探讨了中国/东亚式家庭关系中的母子、母女、姐弟、祖孙关系，并将其掺杂进养老、癌症、临终、遗产分配、女性照护等重大人生议题之中，无比真实地质问着：
对于每个小家庭来说，爱、时间、金钱该如何在至亲关系中流动？借这部电影，来换个视角重新思考中式关系。
阿安是一个喜欢打游戏的无业青年，妈妈阿秀在超市打工，姥姥自小跟随父母从潮州移民来泰国，大半生都在市场卖粥。
在清明节一次祭拜活动中姥姥先是意外受伤，又不幸查出了癌症，由此引发了这个中式家庭中三代人如何处理关于姥姥的照护和遗产分配的重大议题。
姥姥的大女儿（阿秀），很早辍学，跟随妈妈一起卖粥养活全家，故事中缺位的（早逝）丈夫显示着她生活的艰难，一心想靠打游戏赚钱的儿子似乎还少不更事，为了更好照顾妈妈她从白班倒到了夜班。
姥姥的大儿子阿强，是社会标准上的成功人士，住着郊区大别墅，送女儿读国际学校，专职在家炒股票。
他用钱来换时间，母亲生病住院时，他负责掏钱，让姐姐照顾；母亲患癌不久，他说要做「专职儿子」，却把预备给母亲的床放到了客厅；他带妻子、女儿和母亲去寺庙祈福，却根本没有许下与母亲健康相关的愿望。
而最不成器的小儿子索伊则是既没钱也没时间，不仅游手好闲，平时撒娇耍赖问母亲要零花钱，无力抵债时甚至去偷母亲的钱，姥姥非常清楚，儿子一出现，多半是没钱了。
阿安的爷爷，也就是阿梅的外公，常年瘫痪在床，只有护理专业出身的阿梅长期贴身照护，擦洗身体、换尿布，无微不至，爷爷过世后，阿梅继承了爷爷的大房子。于是，阿安在请教了阿梅之后，带着「继承房产」的意图，来照顾姥姥了。
电影的主题围绕着临终照护和遗产分配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义务」来展开，但是在中式家庭中，性别天然决定了女性的弱势。
电影中有五个主要人物，所有的男性都是带着「占有」的目的来，事实上他们都占到了——
为了小学一年级考第一的外孙，姥姥一直为他存钱，去世后外孙得到了一百万（结尾才公布）；
即使面对如此不公平的分配，女儿还是进一步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将被小儿子放置在养老院的母亲接回家来照顾。
也是在照护的情境中，女儿隐忍着说出了那句台词：儿子继承遗产，女儿只配继承癌症。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的一句话似乎可以解释，「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在父权制家庭中，女人（妻子和女儿）都是男人的从属，关系可以靠自己建立，但「占有」必须「天赋人权」。
但女性们似乎也忘记了，她们寻求的关系，皆是建立在让渡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
正如电影中阿安因为姥姥将房产过户给小舅舅而气急败坏，他也曾质问妈妈阿秀，「难道从没想过要姥姥的房子？」
阿秀只是沉默和叹气，她想做一个「好姐姐」、「好女儿」，因此在中式家庭中，她连「占有」的野心都不配得。
电影情节设置中，姥姥的丈夫和女儿阿秀的丈夫都是缺失的。这两个根本不存在的男人，在我看来却意味深重。
我们都知道，电影靠着冲突和情节来推动发展，试想，如果最后分配遗产的是姥爷，而不是姥姥，还能拍成一部电影吗？
无论姥爷如何分配，都带着父权制社会的正当性，一个无法同理女儿的父亲，比一个无法同理女儿的母亲，更让人容易接受，因此，顺理成章的故事就不存在冲突。
姥姥患癌后曾去找自己的哥哥寻求帮助，然而继承了父母房产的哥哥，早已把嫁出去多年的妹妹当作「外姓人」了，这才是电影里第一代「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的故事。
面对不公待遇痛彻心扉的姥姥，也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亟待解决遗产分配和临终照护的难题。她的内心一定是有巨大的冲突——她曾是受伤的女儿，如今要不要做伤害女儿利益的母亲呢？
因此在我看来，电影中外显的遗产分配冲突，其本质是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两个不同身份分别在不同时期，对男权的妥协。
在姥姥做女儿时，她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丈夫，主动承担父母的照护职责，遗产分配的权利让位给哥哥。
在姥姥做母亲后，由于丈夫的早逝，女儿阿秀辍学和母亲一起卖粥养活全家，女儿承担了照护的职责，姥姥却从未提及关于女儿的利益分配。
可能很多人会说，姥姥给外孙存的钱不就变相等于给女儿的钱吗？这种变相可以成立吗？
在法律意义上，即使女儿阿秀作为阿安的继承人，姥姥给外孙的遗产，是只属于外孙的。
而阿秀遭遇了两次变相剥夺。在电影前半部分，阿安的爷爷去世，作为失去了丈夫的「弱势」儿媳，应该得到更多怜悯吗？正如她的母亲对不成器弟弟的怜悯一般。
她生命中最重要却缺位的两个男人，几乎决定了她的一生，他们的缺失，让她丧失了更多获得的可能性，没有比这个设置更能体现女性的从属地位了，无论其权力上位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她是作为本姓人还是外姓人。
在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中，有一个观点值得思考：「钱流向哪里，爱就流向哪里。」
回到上面关于「变相等于」的讨论，如果姥姥给外孙的钱，变相等于给女儿的钱，那能意味着姥姥给外孙的爱，变相等于给女儿的爱吗？
显然爱是根本不需要「隔代传递」就能感知到的，爱最大的特点，难道不是直接吗？
在电影中，阿秀与母亲的互动很少，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隐忍」，姥姥在面对自己哥哥说「再也不要回来」时，阿秀在面对妈妈说「我最爱谁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能陪着我」时，她们都没有说话。
女性主义评论家凯洛琳·海柏伦在《女人自传》中指出，「对女人而言，愤怒是种最被压抑的情感。」
日本国民心理治疗师河合隼雄教授在《家庭的牵绊》中，这样总结多子女家庭中的「平等」：
「大多数父母都相信自己平等地对待孩子们，但从孩子们看来，并不存在绝对的平等，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传统的东亚文化来说，「家」具有一种永存性，在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之间，转瞬即逝的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以某种方式「永存」，于是我们在「家」中寻找永远的同行者。
对于家庭中的每个人来说，存在于家庭中心的应该是永远的同行者。家庭教会我们如何与人竞争、合作，如何挣脱其他人的束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婚姻制度和家庭的「陨落」，许多人正在寻找「家」和过去「永远的同行者」的替代品。虽然还无法完全确定，但一些人以超出原来家庭范围和家庭关系的新方式，找到了新的「永远的同行者」。
在《一个人的老后》，东亚女性上野千鹤子也面临着养老、照护和遗产分配的人生重大课题，这位女性主义代言人完全打破了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困境，并坦言：
「比如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更想将遗产留给在人生路上互相扶持的好友。比如一年见不到几次面的兄弟姊妹，我有交情深厚、更值得珍惜的好友。」
在这本书中，上野并未提及父母过世之后是否有遗产继承，但她写到自己没有回应父亲委婉提出想要和她同住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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